作者：钟周铭（重庆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重庆工商大学副教授）

　　三线年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集体，针对当时的严峻国际形势，为加强战备、建设内地工业基地而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三线建设历时三个五年计划，其投入资金之巨、参与人员之多、覆盖地域之广前所未有。据不完全统计，仅1964年下半年到1965年，在西南、西北三线部署的新建和扩建、续建的大中型项目就达300多项，由一线迁入三线个（王庭科：《三线建设与西部大开发》，《党的文献》2000年第6期）。西部地区是当时国家建设的重心，成千上万名建设者奔赴这里，一批又一批现代化工业基地应运而生，大大推进了西部地区的各项建设，为西部大开发奠定了坚实基础。深入研究三线建设史，对于新形势下提升区域整体实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力谱写西部大开发新篇章，具有重要意义。

　　1964年，国家计委在给党中央先后报送的《关于编制长期计划工作的要点》和《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的初步设想》中，建议“三五”期间的工作重心要着力解决吃穿用问题，进一步加大农业投资。但是，当时中国周边和国际环境日益复杂严峻，中苏关系持续恶化、中印边境冲突不断、反动派窜犯沿海、美国制造北部湾事件等，使得新生的人民政权面临严峻的考验。为了巩固中国革命的胜利果实，同志在听取《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的初步设想》的汇报时强调，“两个拳头——农业、国防工业；一个——基础工业；要摆好”（《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48页），对优先考虑农业而造成的部分工业和国防项目的取消或滞后提出了不同意见。他指出，“酒泉和攀枝花钢铁厂还是要搞，不搞我总是不放心，打起仗来怎么办”（《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59页），表达了对基础工业和国防事业建设的高度重视。

　　1964年5月，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上，同志强调要发展基础工业，建议把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下决心搞三线建设。他指出，原计划对三线注意不够，“要把西南打下基础”，“形成冶金、国防、石油、钢铁、煤、机械工业基地”（陈东林：《1964年三线建设决策中的分歧及其对西部开发的启示》，《党史研究资料》2011年第6期）。他还幽默地表示，要是大家持反对意见，自己就到成都、西昌开会，并且表示愿意拿出自己的工资搞三线建设。在同志的力主下，党中央很快统一意见，调整了初步设想中的投资顺序，重点由农业转变为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建设。鉴于当时国家财政状况不太乐观，同志指出搞三线建设不能急躁，要分清主次，量力而行。同志也表示，“不能统统办，只能办几件事”（：《继续控制基本建设，着手搞西南三线期）。随后，各有关部门迅速展开三线建设的具体部署：一是由国家计委全面统筹三线地区工厂的新建或扩建；二是由国家建委负责组织一、二线部分工厂的具体搬迁工作；三是由国家经委安排组织三线地区建设的各项设备和材料，妥善做好物资供应保障相关事宜。随后，西南、西北三线建设指挥部相继成立，以更好地领导、协调三线建设这一浩大工程。

　　三线建设历时三个五年计划，共投入资金两千多亿元，参与人员多达数百万人，几千个建设项目先后拔地而起。一些省市，诸如四川、西安、重庆等，一跃成为工业门类齐全、机械装备程度很高的地区。三线建设初步改变了我国内地特别是西部地区国防科技滞后、基础工业薄弱的状况，为后来的西部大开发构建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和产业结构。

　　国防科技方面，三线建设促使西部地区建成了具有相当规模、门类齐全的国防科技工业体系。据相关数据显示，国家在三线亿元用以发展国防科技工业，总额占三线%以上。同时，一大批配套性的产业部门相继成立，大大加速了国防科技工业战略后方基地的形成。在三线建设期间，西部地区同国防科技相关的单位共有800多个，固定资产高达270多亿元，在岗职工破百万，生产能力占全国国防科技工业总能力的50%以上。我国自行研制、氢弹、人造地球卫星、核潜艇、喷气式歼击机、远程火箭炮，其中绝大部分研制、试验基地最早布局在三线地区。就具体地域而言，重庆逐步构建起常规兵器工业基地体系；四川、陕西一些城市被打造成战略核武器科研生产基地；四川、湖北部分地区着重发展尖端航天工业。此外，酒泉导弹基地，西昌航天发射基地，豫西、鄂西、湘西兵器工业基地也相继建成，显著增强了国防实力。到了1975年，三线地区国防工业的设备水平、技术水平和主要产品生产能力等都超过了一、二线地区，实现了建立战略大后方的目标。

　　基础工业方面，三线建设使得西部地区建成了一大批机械、能源、原材料工业的重点企业和生产基地。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工业基础较为薄弱，工业体系布局不够全面，西部工业发展几近空白。党和国家把着力解决中西部地区经济特别是基础工业严重落后于沿海地区的突出问题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同志对三线建设有着长远的规划，指出“三线只修铁路，只规划煤和钢吗？应当是机械、化工、军工什么都有才好，还有煤气”（《年谱（1949—1976）》第5卷，第472页），强调要加大对基础工业的开发利用。在此思想指导下，攀枝花、酒泉、重庆等钢铁基地和六盘水、渭北等煤炭基地的全力打造；刘家峡、八盘峡、葛洲坝、乌江渡等水电站的竣工投产；第二汽车厂、陕西汽车厂、四川汽车厂、德阳东方汽轮机厂等大型制造企业的开设运营，使得西部地区的基础工业得以快速发展。经过十余年的努力，不少省市的工业固定资产大幅提升，基础工业体系不断健全完善，推动了整个西部地区工业化的发展进程。三线建设奠定了西部现代化工业体系的良好基础，缩小了西部地区同中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为国家工业布局的不断优化调整、国家工业经济的持续向好发展提供了能源、原料等方面的重要支持。

　　交通运输是经济发展的“先行官”，交通的便利程度直接关系到资源的配置和市场的规模，对城市化进程影响重大。新中国成立初期，西部地区百废待兴、百业待举，“亟待寻找出路”（《文集（1949—1974）》上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9页）。西部交通基础建设落后，运输效能低下，城镇化水平不高。三线建设开展后，西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网络迅速兴建，一批批新兴城市不断崛起，大大提升了西部地区的城镇化水平，促进了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三线建设时期，国家先后在西部地区建成了成昆、川黔、贵昆、襄黔、襄渝、青藏（西格段）、焦柳等十多条跨省铁路主干线和数条省内铁路。据统计，1964至1980年间，三线多公里，铁路里程数从占全国19%跳跃式增长至35%（陈东林：《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版，第271页）。与此同时，公路建设、水路建设都取得较大发展。这一时期，中央改造省内公路，铺设沥青路面，提高公路等级，并新建公路22万多公里，占全国同期的55%（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上册》，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687页）；同时，国家大力整治以长江为主的航运，内河航运在通航里程和货运量方面均有明显提升（李彩华：《三线建设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7—49页）。交通基础设施网络的基本形成，改变了西部地区过往较为闭塞的状态，加强了同中东部的互联互通，促进了区域经济贸易，缩小了区域发展差距。

　　三线建设时期，由于资金大投入、人员大流入、资源大开发、生产要素大集聚，西部地区的城市数量、规模有了显著增长，城镇化水平得到很大提升。比如，成都、重庆、兰州、银川，逐渐被打造成区域交通枢纽中心，对周边的辐射与联动能力持续加强。攀枝花、六盘水、金昌，也因为钢、煤、镍的开采、加工、运输，由原先的荒山僻野成为新兴城市。城市群的逐渐崛起和繁荣，迅速辐射和影响到秦巴地区、乌蒙山区、大小凉山等落后地区，带去了现代工业的技术、人才以及文化，有了“飞跃五十年”的进步，大大缓解、改善了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问题，“一般一个大的‘三线’建设企业的建成就带动了一个小城镇的建设”（《重庆市经济综合志》，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第12页），推动了西部地区经济社会的整体性、协同性、跨越式发展。